广州股票配资《生万物》里的鲁南抗日故事，在真实历史中究竟有多震撼？

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《生万物》，叙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20-40年代的鲁南大地，其中抗日战争时期在剧中占据重要部分，部分情节也反映了鲁南农民抗日历史。

鲁南农民的抗日斗争

《生万物》中出现的护粮战、拆炮楼等情节，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抗日的重要行动，但这只是冰山一角。

抗战时期，一些国民党官僚和军官利用手中的合法身份，纠集残留军队，收拢民团、土匪、特务、流氓，迅速拉起一批地方武装，打着抗日名义的地方武装头目，名为抗日，实则鱼肉百姓，派粮派款，搜刮民财，罔顾民生。

这些人或利用旧政府权势，或依仗某些反动势力，或利用地主民团、小土匪武装为基础，到处搜缴民枪，拉夫充数，扩充实力。他们不管人数多少，头目皆称司令。

抗战期间，活动在鲁南的刘桂堂部，作为日寇残害鲁南人民群众的帮凶和爪牙，同时又打着“反正抗日”旗号追随国民党，反共反人民，身兼国民党、日伪势力多个头衔，如日寇委任“皇协军前进总司令”，国民党方面任命的“新编第36师师长”，还有伪军方面的“和平建国军第10军第3师师长”等，常年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，投机倒把，为取得主子欢心，多次扫荡鲁南的八路军根据地，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惨案，罪恶滔天：

刘匪残害人民的手段是极其残忍的，什么“点天灯”“放天花”、刀剑砍、用马踏、活撕人或用碾子压等。抱犊崮山区人民对刘匪恨之入骨，视他为“魔鬼”“禽兽”，甚至小孩哭了也拿刘匪吓他：“别哭了，刘黑七来了！”小孩一听刘黑七真的不敢再哭。

刘桂堂，1892年生于山东省费县温泉乡锅泉庄，早年当过土匪，为祸一方，因皮肤黝黑，又排行老七，所以也有“刘黑七”的诨号。后来刘桂堂这伙匪军在1943年11月被八路军彻底消灭。

中国共产党对鲁南农民的抗日动员则是真正的帮助农民，减轻农民负担，改善农民生活，提高农民地位，在根据地实现了军民一体的抗日格局。

鲁南各地通过建立抗日民主政府，推行减租减息政策以减轻农民负担。1941年，鲁南专署颁布《减租减息条例》，既从制度上切实保障农民利益，也允许地主阶级合理征收地租，削弱了地主对佃农的经济剥削，减轻了贫雇农的经济负担，团结和争取了农民阶级支持。

同时，鲁南根据地主动邀请和吸收农民参与基层管理，以及成立职工、农民、青年、妇女等工作委员会，同时也相应成立抗日救国会机构组织，增加农民当家做主的参与感和归属感，切实提高农民阶级的政治地位。鲁南各级抗日救国团体的普遍建立，对共产党领导和发动农民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上述机构，实际上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，党内称工作委员会，对外称抗日救国会。

另外，还有广泛发动农民参与抗日队伍的军事行动，就是武装斗争与群众动员相结合，如提供情报、运输物资等，以及直接参加游击战。各种各样的培训班、识字班、学校，以及抗战文艺演出、标语口号等，都激发了农民的抗日和保卫家乡热情。鲁南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下，走向坚定抗日道路，积极生产，拥军拥政，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，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《生万物》剧中的农民铁头、封大脚等，在亲眼看见汉奸和日寇在村子里为抢粮而屠杀村民时，挺身而出，为了保护乡亲与日本鬼子汉奸拼命，在宁可金率领的八路军游击队及时出现后，整个村子才转危为安。在日寇汉奸横行乡里的残酷环境下，作为生活在农村里的贫苦农民，他们意识到只有八路军才能帮助农民，才能救农民于危难之中，才能带领农民真正抗日。因此，他们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八路军，这既是天牛庙村农民的选择，也是当时鲁南很多农民参加八路军的历史缩影。

鲁南地方武装红枪会、大刀会的收编改造

剧中封大脚从护庄队加入八路军，对应了全面抗战初期山东纵队对鲁南地方武装红枪会、大刀会等民间自卫组织的收编改造。那么鲁南的红枪会、大刀会都是何种民间组织，中共又是如何收编改造这些民间武装组织的？

1926年，毛泽东在《向导周报》上提到苏北鲁南民间的红枪会、连庄会组织，以及当地农民的穷困生活状态。

“江苏农民中江北徐海一带算是最苦，红枪会、连庄会到处皆是，农村各种争斗，比他处更多，缕述不尽。铜山县东乡、北乡等处地势陡下，去年禾稼淹没殆尽。所幸二麦已种，农民尚有‘转过荒年有熟年’之希望。今秋淫雨连绵，田间禾苗终日浸在水中，由萎黄而腐烂，农民辛勤半载，落得两手空空。此时地中仍是积水片片，二麦播种无期，怨声载道，莫不表现一种凄惨愁苦的状态。天灾之外，同时还有横征暴敛之军阀贪官与重租重利之劣绅地主，层层敲剥。因此，农民流而为匪者极多，徐州一带所以成了著名之匪区以此。”

当地百姓为了抱团取暖，防匪保家，自发创立了民间自卫组织。红枪会与白莲教、八卦教等民间教门有一定关联。，会众以手持红缨枪为团体标志。大刀会则是以“防匪保家”为号召，也是民间自卫团体。它们的成员虽然大都习武，还具有简单的武装，但同时又具有民间宗教信仰，迷信符咒法术、刀枪不入、金钟罩等法术，因此战斗力有限。当然，这些红枪会、大刀会也并非鲁南地区所独有，而是广泛存在于北方地区。

抗战初期，鲁南民间的红枪会、大刀会，也曾参与抵抗日寇侵略，但因组织松散且各自为战，加上武器落后，对日寇的杀伤力非常有限。彼时，日寇甚至也想与这些民间武装组织接触，企图利用这些武装力量。但红枪会、大刀会等大都能坚守民族立场，日寇阴谋难以得逞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些民间武装组织内部派系纷繁复杂，并非铁板一块，因此也给了各种政治势力收编拉拢的机会。如在鲁南沦陷区，农村的红枪会有时也会被日伪所蒙蔽利用。

红枪会、大刀会的防匪保家宗旨，与共产党团结争取群众的抗日政策具有重要关联。在进行收编工作时，首先需要争取的是民间武装组织的首领或头目，确保他们不会通敌。共产党也会在农村大力发展农民自卫队，成员们也可以是各救国团体的成员，如果在自卫队中表现良好，会成为骨干分子，加以重点培养，再回到原有组织时，也会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，从内部进行争取团结。此外，对于投靠日伪的民间武装组织首领和头目，也并非直接消灭，而是先公布其通敌罪行和汉奸行为，瓦解其群众基础，然后再予以消灭。

1939年6月，盘踞在鲁南峄滕边区的反动红枪会头子王亚平勾结日军，进入峄县境内，与中共峄县县委领导的抗敌自卫总团发生交火，被击退。为了彻底瓦解消灭这股反动红枪会武装，中共峄县县委立即召开当地上层人士座谈会，公布该股反动势力罪行和汉奸行为，并将他们的丑恶罪行公之于众，很快这股反动势力就丧失了民心，失去了群众基础，迅速走向瓦解溃散，其部分会众迷途知返，参加了八路军。

同时，对于反对共产党的民间武装势力，也以尽量争取为主。1941年3月，邓小平指出：

如反对我、通敌有据之会门，一面打入，长期争取瓦解，一面抓住良好机会打击消灭之（不可事先宣布），打也是为的争取。打时以不杀伤群众为原则。无论哪种会门，都要切实注意，争取其群众。

对于已经收编过来的枪会、刀会人员，共产党采取彻底改造的政策。加强其思想政治教育和党的领导，改革它的封建迷信制度，强化纪律约束，确保服从指挥，按照八路军的标准严格遵守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，最终将其彻底整合融入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里。

中共减租减息

争取鲁南农民抗日

剧中分地主粮仓供军需，似乎映射了中共的减租减息运动。在抗战爆发前，鲁南地区的耕地绝大部分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，广大的贫雇农仅持有非常少的土地，其中大部分人更是没有土地。鲁南地区的农村封建经济剥削现象相当严重。按照惯例，地主只负责出租土地，其他有关耕种的肥料、种子、畜力等由佃农自己解决。租种土地的收成是对半分，即地主和佃农各分得一半。

地租只是贫雇农的负担之一，还有其他相关附加经济负担。据记载，这些经济负担主要有：

一、吃分子粮。佃农吃一斗，需要归还二斗或三斗，每年是春借秋还；二、带种地。佃农租种地主十亩地，还须义务给地主种二三亩地，义务种地的收成全归地主所有；

三、拨工。就是佃农必须为地主家无偿服劳役，劳役时间几十天到百余天不等；四、送礼。佃农逢年过节，须给地主家送礼。也可以不送礼，但可能会受到地主家报复惩罚，如撤佃转租。

除了地租剥削外，还有民间的高利贷剥削。主要有借钱还钱、借粮还粮、借粮还钱、放工夫账、贷款押地等。这些高利贷，主要特点就是年利息高、借的少还的多，还不上就做工抵债，但往往需要额外做工一半或以上。用土地作抵押的，更是利滚利，还不上账的后果就是土地被没收。关于这些沉重如山的经济负担，当时在鲁南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：

穷人头上三把刀：租子重，利钱高，苛捐杂税如牛毛；

穷人面前路三条：投河，上吊，坐监牢。

这种敲骨吸髓式的经济剥削，使得鲁南地区广大贫雇农生活苦不堪言，一年四季勤勤恳恳忙忙碌碌，能维持温饱已属不易，破产更是常态，广大农村贫雇农生活在水深火热穷困潦倒之中。

抗战时期，为了更好地领导广大农民阶级支持抗战，共产党开始解决农村严重的经济剥削问题，最终发起减租减息运动。减租减息的顺序是：先减租，再减息。